“新秦”和“新秦中”在中国古代曾是指代同一地理区域的两个地域名称。在中国古代史籍中长期存在。人们虽然对这两种称法产生原因、时间和使用方式等存在疑问，但并没有对这两个名称的具体差异作仔细的分析研究。而且长久以来，这两个名称一直被混同使用。

它们所在的地域的具体范围北起自阴山山脉之下的黄河以南，包括黄河北岸的北假地区，南至朝那、肤施之间的秦昭襄王所筑长城，东、西两侧直至黄河，黄河以西的小部分地区也包含在内。

是南下中原劫掠的重要通道。匈奴等游牧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从很久以前“新秦”、“新秦中”地区就是国家北部边防的重中之重。历朝历代只要国力许可都会与游牧民族争夺对“新秦”、“新秦中”地区的统治权。在这里修长城，开营田，加强军事防御力量。

地理位置险要，古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昭襄王为抵御胡人对秦国的进犯，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修筑长城。

正是这道长城的修建?揭开了“新秦”、“新秦中”地区由黄河几字型流域这个大地理环境中被分隔出来的序幕，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片区域开始拥有了自己鲜明的历史特色?也由此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军事地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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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对这种军事地理价值的认知秦皇汉武才先后对“新秦’夕、“新秦中”地区进行经略与开发。由此可见，秦昭襄王筑长城一事对整个“新秦”、“新秦中”地区历史的演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新秦”或“新秦中”地区早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在黄河的一曲之处，秦昭襄王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到公元前三世纪初修筑了一道长城，长城以北的部分区域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新秦”或“新秦中”。

以“新秦”或“新秦中”的主体区域—鄂尔多斯高原为例，考古发现表明，这片已经拥有亿年历史的古陆，在漫长的岁月中，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一直随着气候的多变不断演化。

大约在三万五千年以前，随着气候渐渐地温暖湿润，这里有了湖泊河流，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生长了松散的森林草原，在萨拉乌苏河畔开始有了河套人的活动。他们主要以采集、狩猎为生。公元前千纪末，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到达鄂尔多斯高原原始农业文化开始在这里发展。

但随着气候向干冷方向转变，森林草原逐渐向草原环境演化畜牧业生产变得更适合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本农耕于此的居民发生分化。选择农耕的人口开始南下，选择仍旧居住于此的人开始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并向不断来到这里的北方游牧人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

自身的发展加上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学习，在“新秦”或“新秦中”地区居民驯养马匹的能力加强，驯马工具出现，骑马术也开始发展。适应这种生存环境的游牧民族由此成为生活在“新秦”或“新秦中”地区的主体民族。

春秋末，林胡等游牧民族开始在“新秦”或“新秦中”地区活动。进入战国后期，原居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逐渐南侵，当时的中国“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匈奴频繁南下攻击、掠夺燕、赵等国，其势力进入“新秦”或“新秦中”地区后，匈奴人把林胡等游牧民族编为自己的部众。渐渐地在匈奴人的眼中“新秦”或“新秦中”成为游牧生活的天堂。

他们在这里发展壮大，并越来越渴望以此地为跳板放牧中原。与此同时处于激烈的争霸战争中的中原各国也开始意识到该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处于“新秦”或“新秦中”地区东面的赵武灵王就希望以“新秦”或“新秦中”地区为突破口进攻强秦，并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战国七雄中日益凸显的强秦。

因其政治、经济核心区关中紧邻“新秦”或“新秦中”地区，更把该地区看作自己的脊背严加防范。秦自孝公起实行商欺之策变法强国，以农为本鼓励耕战，逐步称霸西方。当时秦前有韩、赵、魏，后有羲渠戎，对他形成夹击之势。秦惠王之时秦占羲渠戎二十五城并拥有了魏在河套地区与秦紧邻的上郡。

公元前年秦昭襄王继位成为秦国国君，其母宣太后设计杀羲渠戎王，秦遂出兵击败羲渠残部。占有北地、陇西之地，解决了后顾之忧。秦国随后设置上郡、北地、陇西三郡，此时的上郡范围与魏国时不同，也与后来秦汉时的不同构筑自己的北部边塞对“新秦”或“新秦中”地区形成包围之势。

这使秦更加直面于“新秦”或“新秦中”地区存在的游牧部落—林胡以及后来的匈奴。不论是林胡还是匈奴，他们经常袭扰秦国北部边境，对秦国的核心—关中地区构成直接威胁。这种威胁的存在成为秦的隐忧必须妥善解决。

对于秦国而言林胡、匈奴应属戎狄，因此解决“新秦”或“新秦中”地区的危机秦本应采取以往对付戎狄的方式，以主动进攻为主，其最终目标是征服其民占有其地。

秦以攻伐西戎有功而得地立国、位列诸侯。长期以戎狄为攻伐目标使得秦国对付戎狄的经验非常丰富。在林胡、匈奴之前，秦国对戎狄一贯的策略是，根据自身国情需要，当与东方国家战事吃紧时贿赂戎狄，以保持自己后方的稳定。

待时机成熟时秦国会采取武力攻伐的方式，掠夺戎狄的土地和人口。既永绝后患又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战国策·秦策·羲渠君之魏》中公孙衍就向羲渠君分析了秦国的这种策略。

但这种战略对于林胡、匈奴这样的戎狄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因为这些城郭化的民族已经或深或浅的被周民族同化。

秦昭襄王筑长城以御胡、秦昭王筑长城的背景与原因

“益国十二”、“筑城郭以自守”、“二十五城”这都说明当时的西戎已经拥有固定的城池，筑城为国，过定居生活。这种拥有城池过定居生活的戎人其社会形态、文明程度都要领先于林胡、匈奴，更接近于周人。

这些戎人已经长期与周人交错杂居，往来频繁，受周文化的熏陶，与周系统的诸侯国相比，他们的畜牧业比较发达，但其文明程度落后于周。当时的周已经发展到奴隶制文明的顶端?有完善的宗法制度?礼乐规则。

对于周人来说这些戎人与他们的区别就是未习中原的礼、乐、诗、书、法度，如果接受了礼法制度的教化，长期与周人交往通婚，这些戎人的社会会快速发展，他们与周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成为其统治系统中的一部分。

因此秦国对待西戎用攻伐的方式，占有其地拥有其民，只要稍加时日这些戎人就会融入秦民之中便于管理和役使但此时秦国所面对的林胡、匈奴则不同。与西戎相比他们都是后兴起的游牧部落，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尤其是匈奴翻山越岭由遥远的蒙古高原徙来，他们初入此地与中原农业社会交往的时间短，其文明程度要远落后于羲渠这样的西戎。

此时的林胡、匈奴逐水草而居。过着流动性强的狩猎、放牧生活，冬季他们会回到比较温暖的山中避风放牧，夏季他们居住弯庐“无城郭之居，委精之守”不采用定居方式生活。

这些游牧民族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较弱，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农耕社会的生活区间界限分明，他们与周人的交流更多的是以掠夺战争的形式存在。其作战方式也是中原人所不熟悉的。

对于筑城修墙、划定国界、定居生活的秦人来说，如果采取主动进攻武力攻打游牧人，游牧人会像鸟兽一样消散无踪，再加上他们没有城镇这些固定居所，秦人会失去攻击目标。如果深入草原追击游牧人，又很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

如果秦兵撤退游牧人又会回到“新秦”或“新秦中”地区继续放牧，并且时而突袭秦境。而且这些游牧民族天生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然地崇拜要远胜于对礼乐制度的向往，即使他们被征服，也不愿被束缚于小块的土地，过定居的农耕生活。虽然他们很羡慕农耕地区温暖的阳光、富庶的生活。

这种性格的戎狄很难融入周人社会，对于秦人而言是不易控制和驱使的。武力征伐他们只会白白消耗秦国的战斗实力。若采取筑城防御之策，以逸待劳，对秦国更有利。其次，是因为“新秦”或“新秦中”地区的土地并非当时秦国所希望获得的那一种。

秦自商鞍变法之后，意识到农业发展是国家争霸图强、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但当时的“新秦”或“新秦中”地区气候条件与自然环境已经不适合农耕生产。

对于日渐强调农耕重要性的秦国而言，这片土地不会给其带来多少农业利益，占有它意义不大。如果出兵攻打即使胜利占有土地，还需派遣大量的人力重新开发这里。建设郡县，开垦土地。

再次，选择修筑长城更符合秦国当时的政治局势。秦昭王继位后，对内平定叛乱对外实施远交近攻之策，积极地为秦国的争霸事业努力。此时的秦国军事重点是东方六国。它在对赵、楚、魏、韩等国不断主动进攻的同时，也要面对这些国家的联合讨伐。以当时秦国的实力根本无法以一国之力取得这种战争的胜利。

因此在“新秦”或“新秦中”地区修筑长城抵御南下之敌、集中精力对付中原各国是秦国在当时的最佳选择。而且当时与匈奴直接接触的其他国家，如赵、燕面对匈奴的时常袭扰也是采取修筑城墙、防御为主的方式。因此秦国的选择也是大势所趋。

三、秦昭王筑长城的特点

长城源自古代的界墙，它的出现一是为划定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二是为防御敌人。秦昭王筑长城的首要目的就是防御胡人。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秦昭王长城的修筑更是依天然的山川之势，借助自然的屏障，扼守险要。

这使得长城居高临下易于防守。不但如此秦昭王还把长城修筑在了当时的农牧业自然分界线上。希望匈奴等游牧民族在拥有长城以北最适宜放牧的“新秦”、“新秦中”地区后，生产生活能得到满足，从而减少或不再对秦境进行攻击、掠夺。

秦国也能最大限度的拥有长城以南适宜农耕的土地，秦民能安心的在此从事农业生产，秦国的农耕经济也能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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